台灣青社

作者: 蘇子翔
Partha Chatterjee為當前亞洲研究後殖民社會、國際文化研究的一名大將。在他來台講學期間，他以「政治社會」這個核心概念，來為他的三場演講做鋪陳。我將在這次的第二場與第三場演講裡，做一些探討。

在第二場：民主和國家暴力─一個死亡的政治交涉裡，以一個西班格爾中的兒童教派領袖之死，來探討後殖民時期，印度社會中政府、媒體、「公民社會」菁英、信眾、非法的人民…等等錯綜複雜的關係作為研究。老實說，這實在很難下筆，以一個清晰的思路來抽絲剝繭整個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不易拆解。當時，宗教領袖死時，其信眾不願相信，一直期待著領袖的復活。然而這件新聞卻被當地的媒體《今日》大肆炒作，並批評政府與衛生局的失職，沒有督促群眾將遺體火化，這種信眾的行為十分不「現代性」。然而信眾卻以「現代性」的訴求，宣稱政府並無權力強制火化他們的領袖。

然而，《今日》的編輯群似乎有一種強烈的道德感，接連邀集了許多諸如進步文化團體、人民科學運動、理性社會…等等團體，斥責兒童教派不理性的行為。但是，政府並沒有大刀闊斧的執行國家強制力，因為當時好像正逢選局時刻，《今日》報紙做這樣的闡述。

第三場：論後殖民民主中的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這個故事的主軸在於泰戈爾與辛恩對於邦津之死舉行追悼會之間的爭辯，進一步做「政治社會」理念的闡述。追悼會所引發的西方公共社會型態複製於第三世界國家，剝奪當地的主體性的情形，是怎樣與當地如辛恩這樣的知識份子作對話，是Partha Chatterjee提出「 政治社會」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總結來看，後殖民世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並不如西方啟蒙時代提出的「市民社會」一般，如此單純。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我的觀察而言，西方的「市民社會」觀念是在西方的文化、社會傳統所自發的。然而當這整套系統移植到第三世界時，因為不是自發的，所以不管上下，都取其對自己有利的部份。這也就是為什麼常常感覺在論述「現代性」時，人民、政府、學界 …等等，常產生雞同鴨講的情形。至於，Partha
Chatterjee所提的「政治社會」概念(作為國家、公民菁英階層與非法存在的對抗)，和台灣的情形不太一樣。因為在印度，好像當地的勢力會有跟外來抗衡的趨勢，我想是他們在地的文化深根夠強，才有這種現象。而台灣，好像當地的本土的文化要不疏離、要不胡亂結合，很少有出現二元對立抗衡的情形。我想，這是台灣的主體文化，還不能像印度這麼穩健(好像也很難，他們歷史超久的)，能夠產生對抗效果的緣故。